纪实影片《我们村》播放量破百万时，创作者王无为正在地里给玉米锄草。
这部耗时两年零七个月的影片由他一人拍摄、剪辑、制作，并于今年5月底发布在他的社交平台账号上。在关于影片的众多评价中，被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是“真实”。镜头沉默地对准黄土高原的玉米、土豆，记录它们如何从种子变成人们的生计，记录一种活法。
山西省吕梁市兴县新盛村，王无为是目前唯一一个长期在村里生活的年轻人。16岁时，他也曾离开这里，去往城市闯荡，最终又“发着梦想的高烧”回到窑洞。2022年，他开始拍摄自己的村子。
网友羡慕他惬意的种地生活，说影片抚平了自己的焦虑。他成了一种人生选择的代名词——平静自洽的还乡青年。但王无为说，这只是网友们的观影感受，与他真实的生活毫无关系。
王无为今年30岁，他用“得过且过”和“苟活”描述自己的状态。
而随着对他了解的深入，会发现“苟活”之下，极低的限度里，他还在陈述、探望和较劲着什么。
王无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自制纪录片《我们村》。
《我们村》
群山谷地间，一个村子被走势几乎交叠的乡道、高速路、河流分隔，一边是黄土高坡，耕地呈阶梯状分布，一边是大块平地以及依山而建的窑洞群。父母、弟弟外出务工，目前，家中只有王无为和奶奶还居住在新盛村。
以前，他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仅过年才回来，年后清理完地里的秸秆，耕地、播种后，就继续外出工作。直至2020年，他回村长期务农。2022年末，他开始拍摄村子。
新盛村全景。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，均为 受访者供图
《我们村》按照时间顺序及耕作流程，详细展现了2023年及2024年，村里人春耕、夏锄的过程，包括清理秸秆、掏茬子（山西方言，意为挖出上一年秋收后农作物遗留下的根部）、耕地、播种、施肥、锄草、掰斜枝、追肥等，以及村里人的公共生活，日常闲聊、买种子肥料、乘车去县城、看电影等。
一小时三十九分的影片，绝大多数画面只有地里的作物和在土地上耕种的人。比如撒肥料，镜头拍摄了各家装肥的用具：有的用盆，有的用桶，有的在肩膀套上两根绳将竹筐固定在胸前，有的直接把化肥袋子做成单肩包。同样是耕地，地势高处，一名老人紧握犁把，赶骡子前进；地势平坦处，则变成耕地机轰隆隆驶入。
2023年春天，新盛村村民正在施肥。
春天里，镜头下的山、地，深深浅浅的黄，几乎是全部的色彩。一些网友评价，“像油画一样美。”有网友留言，“我用了29年，才从大山走出来，这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，看着这画面，我好像回到小时候……如今经历社会的洗礼，这一个多小时心里很平静。”
这样的画面和色彩，王无为说没有刻意设计过，剪辑时也未添加任何滤镜。
新盛村。
影片也没有配乐。镜头下，可以听到干燥的黄土在锄头下破碎的“簌簌”声、苍蝇飞过镜头的“嗡嗡”声、村民背上的大捆玉米秸秆互相摩擦的声音、高速路上车辆驶向远方的声音，还有村里人说话的声音。
“一身补丁，窝头就咸菜，勒紧裤腰带，汗水土里埋。”影片中，一名70岁的老人坐在梯田落差处休息，突然唱起歌，边唱边拿起盆子，往地里撒肥料。
还有许多村里人的闲聊，“这牲灵伺候完人，他们杀剐的时候可恓惶（山西方言，意近‘可怜’）了。”画面中，王无为的奶奶拄着镢头，看着正在耕地的骡子说。另一名老人接话，“牲灵就是人的一碟子菜。”两人同时笑了起来。村里人都没有戴麦克风，但声音非常清楚，摄影机离得很近。
村民看着骡子闲聊。
一位网友评论：“感觉就像是在他们身边，静静看着他们。”王无为表示，当日出门前，他并未想好要去哪、拍什么，只是带着摄影器材，看地里有谁就拍谁，地里发生什么就记录什么。
最开始拍时，也有老人会好奇地问，“是在测量啥？”“你每天拍，那胶卷也费了（不少）吧？”还有一位老人走近摄影机，直至脸占据了整块屏幕，他探着头左看右看，又退回地里板正坐下，一动不动——他以为正在拍照。
这位82岁的老人在影片中多次出现，笑意盈盈，被一些网友称为“可爱的主角”。但王无为解释，自己并没有想过突出呈现他，只是“我每次扛着机器去地里的时候，最多次能看到的，都是他”。
被网友称为“主角”的老人。
村民们得到为何拍摄的解答后，便不再理会镜头。王无为说，自己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小孩，面对他的镜头，老人们只是“该干啥干啥”。
事实上，《我们村》本是王无为在务农之余，给自己留存的一份私人记忆。“我没想过这些视频会有几个人看，一切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，史书上不会记载我们这个村落，迟早有一天这里会消亡，我也要去往别处，只是这几年间我还生活在这里，做了些记录。”他在给网友评论的回复中提及拍摄的缘起。
影片的公开，更多来源于村里人的提议。许多村里人会问，能不能上电视？有人提议，可以发到网上。
影片中，卫生室门口聚集着三三两两聊天的老人，其中一位看向摄影机问道，“发出来我们手机上就能看见了吧？”其他人也抬头，等待王无为的回复。也有老人边锄地边对王无为说，“把这群老汉们发出去，你看这农民种地，净是些老汉了。”
村里人询问王无为能否看到影像。
王无为说，那时他意识到，这些影像也是村里人的共同记忆。于是在拍摄两年后，他开始正式剪辑。
在一则给网友的回复中，他提到剪辑的思路：“我从未想过去构造一个符合大众观影习惯的叙事线，因为这些‘手法’对于村里的人们来说显得多余，对我来说，这样也意味村里的人们成了我镜头下的工具，我厌恶这种剪法。”因此，他尽量让村里的每一块地、每一个人都出现在影片中。
制作完成后，今年1月，他在家中将影片放映给了村里人看。王无为回忆，观看过程中，大家看到自己出现时，会笑呵呵地说上一句：“哎呀，这个是我。”也会笑着聊起：“看，这是那个谁谁，这是村里的哪里哪里。”影片中出现已过世的人时，大家看到会很惊奇：“你看他死了，咱在这上还能看到。”然后聊起他活着的时候。
丈夫去世的村民找王无为拷贝与其丈夫相关的视频。
“人就是瞎活着了。”王无为说，这是村里人聊起去世的人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。
给村里人放映了无字幕版本后，今年5月，王无为在回看之前拍摄的素材时，又看到一些老人说到的想“上网”。他补充了对方言的翻译，将《我们村》发布在了社交平台。
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不到一周，影片的播放量达数十万，此前他仅在他的账号上发布一些日常生活的短视频，粉丝数一千余人。
随着播放量不断上涨，一些网友留意到，“拍得很专业，构图机位都很好”“一些变焦和运镜还挺硬的”。还有许多人追问：“什么设备能这么清晰？”王无为的摄影机是SonyA7M3，购置于2018年，加上镜头当时花费了他15159元。
网友开始疑惑：如果是专业摄影师，他为何在家务农？如果是农民，他为何能拍出专业的影片？王无为是谁？
“长长的站台，寂寞的等待”
小时候，王无为曾想上浙江大学，他在书中读到浙大被称为“东方剑桥”，其中的“剑”字，让作为武侠迷的他很有好感。但16岁的夏天，他第一次走出山西，走进浙大时，却是因为与父母争执，负气离家出走，来浙江打工。
在县城读初中时，王无为说，自己的成绩其实还不错，但初二那年，他遭遇了至今已然变成心结的事件——在学校里遭冤枉、霸凌。事件发生后，父母为了平息事态让他认错，此后，他便“对老师这个职业祛魅，对父母身份祛魅，对学校场所祛魅”了。
王无为说，自己的父母是农民，后来在县城租房、去外地打工。他们很少交流，关于家庭，他不愿过多提及，“他们走他们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的状态”。
读完初中后，他选择走入社会，开始工作。据他讲述，当时在兴县不继续读书的孩子大致有四条路，当兵、去理发店做学徒、学修车、学厨师。他选择了第三条路，来到太原的汽修厂学喷漆，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对油漆过敏，他便没再继续学了。
也是在此时，从小好看书的王无为开始尝试写作。他回忆，当时买了两本笔记本，一本写玄幻小说，一本写随笔，每天下班写完，再去网吧上传。一年后，他发现在文学网站“榕树下”上传的随笔《放羊人家的孩子》上了首页推荐。同时，他的玄幻小说也被另一家网站看好，希望与他签约。
但他当时还是未成年人，签约需要监护人同意。王无为说，父母认为，网络上的人可能是骗子，而且觉得他仅仅初中毕业，“没有文化，（写作）这都是文化人干的事”，便没有同意。王无为很伤心，独自在太原的学府公园哭，但哭过以后，他开导自己，也没有必要过多争执，即使吵赢了，家里也没闲钱给他购置一台能打字和上网的电脑。
之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，王无为在杭州、太原尝试过各类工作，开淘宝店、学厨师、卖保险、做装卸工、当水电工等，但都没干下去。
未成年初入城市，社会经验不足，与父母关系不好，他数次陷入“被骗钱”“结不到工资”“活儿不正规”的窘境。卖保险时，每月有一千五百元的收入，但做了一个月，他发现每当客户来理赔，公司就推脱称不符合情况，几番下来，他决定辞职，“这东西让我心里觉得有愧疚感，我就很痛苦”。在记者提出这也算一种正义感时，他却立马否认，称自己没有正义感，“如果当时工资给我的是一万五，我可能就不会愧疚”。
2013年，18岁的王无为应了在北京京东方电子厂实习的邻村发小的提议，离开太原，去往北京打工。买完车票后身无分文的他，借住在发小的宿舍里，每天靠发小下夜班带回来的鸡蛋灌饼填饱肚子。来到北京后，他不停寻找工作机会，干过发传单、修图美工、淘宝客服、装卸工等一系列活计。当年秋天，发小从老家秋收回来，带了一台被亲戚淘汰了的台式电脑，两人找不到活时，便经常在家看电视剧、电影。王无为开始对编剧、摄影产生兴趣，在一则随笔中，他写道：“看了电影《站台》想做编剧”。
《站台》是同为山西人的导演贾樟柯的第二部电影长片，讲述了1980年代山西汾阳县文工团的年轻男女，在“文革”结束、改革开放后，经历的时代变化——电影里出现了喇叭裤、皮衣、烫发、录音机、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等，角色们躁动、效仿，等着南方的新风吹到汾阳，但随着大众娱乐方式的多元，他们面临着无人观看、文工团改制和团员离散。在新旧交替中，曾以为会被“新”的浪潮推向希望之地的年轻人，在挣扎十年后，终于放弃幻想，在汾阳的“旧”城墙内，结婚、生子、找份安稳工作，各自归于庸碌日常。
在一则给网友的回复中，王无为提及影片中的一处剧情：男主角崔明亮的表弟——一个留在村里工作的煤矿工人，塞给要外出走穴的崔明亮五块钱，让崔明亮转交给他准备考大学的妹妹，并转告她：考上后就离开家乡，永远不要回来。对此，王无为写道：“今天这样的故事依然在我的家乡上演，很多时候，考上大学在家乡的人们眼中不只是有出息，更有换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，可惜大多数时候，是让人失望的。”
《站台》剧照。图源：网络
除了这则回复，对于这部影片为何促使他想做编剧、拍电影，对于导演贾樟柯，王无为始终不愿展开。“这个算是我生命里比较核心的一部分。”他说。此后的数年里，他不断地做出各种尝试，去接近这个梦想。
“我当时想学摄影，又没钱报什么班。”为了至少能摸到摄影机，2014年8月，他在北京西城区的马连道摄影器材城找了份销售的工作，“卖镜头，回收二手相机”。当时的他居住在城东的豆各庄乡水电站附近，距离店铺隔着大半个北京，他每天五点半起床，骑半小时自行车，转几趟地铁，再步行一段去乘公交车，随后走路到店里，“每天到那都很憔悴”。
尽管如此，这段经历带给他的收获并不多。面对各式各样的摄影机、镜头盖、遮光罩，他“唯一心里明白的就是，这些东西我不要乱碰，万一给碰坏什么，我赔不起”。所以，即使很想了解这些器材的操作和功能，他也没“机灵一点”去多摆弄，只是擦擦桌子、打扫卫生，以及给顾客找对应型号的镜头盖。
这份工作在半个多月后的一天戛然而止。那天，他在微博上看到贾樟柯即将在北京召开新书《天注定》的发布会，就特意请了假去参加，他见到了贾樟柯，买了他签名的书。结果当晚回到家后，就接到老板娘的电话，说他被辞退了。他推测与请假无关，还是因为自己对摄影器材的了解确实太过空白，不适合这份工作。
虽然还没来得及学会摄影机的使用，但在这段短暂的销售经历中，他偶然结识了一位与店铺老板的朋友有合作的独立摄影师。一次拍摄结束后，他和这位摄影师顺路回家，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助理或学徒，并说明自己虽然什么都不会，但可以不拿工资，等哪天觉得他干得差不多了再给就行。
王无为做助理的第一天，黑皮衣是向发小的哥哥借的。
之后的两年时间里，他便在该摄影师需要助理时去帮忙，主要工作是拎行李、扛三脚架、挪机位、换镜头、给设备充电、维护拍摄现场的安全等。跟随摄影师，他见识了宣传片、微电影等的拍摄，偶尔还能在拍摄间隙，拿到摄影师的佳能5D3，自己上手琢磨一下，逐步掌握了摄影机的基础操作。
但这份工作不稳定，每月有活儿的日子不超过十天，少的时候只有两天，一天两百元，平均每月收入在一千元，扣除房租、水电费四百余元后，剩下的钱刚够温饱。王无为回忆，大部分时候他自己做饭，由于屋子里没有冰箱、空调，夏天如果饭馊了就得挑拣着吃。西红柿鸡蛋面和土豆炖茄子是他印象中最常做的，外出拍摄时，有时能吃到带肉的盒饭。在北京的几年里，王无为在不同的城中村、郊区自建房、地下室辗转，地下室潮湿，床单被套时常湿润，一觉醒来身上都是疹子。
王无为在北京务工时的住所之一，房租每月400元左右。
没有工作的日子，他大多独自在屋子里打英雄联盟，讲述用角色“孙悟空”拿了人生中的第一个“五杀”时，他语气雀跃起来，向记者展示当时的游戏截图，“坦白说打游戏的那段时间还算蛮快乐的”。与快乐伴随的还有焦虑，他经常失眠，想着再去找个兼职挣钱，但又害怕和摄影助理的工作时间冲突，“得不偿失”。为了节省开支，他几乎不出门，在一则随笔中，他提到自己任何北京景点都没去过。
王无为做摄影助理时的工作照。
在此期间，王无为陆陆续续读了《贾樟柯故乡三部曲》等书，还花光积蓄，找朋友凑了一点钱，花1669元买了自己的第一台摄影机来练习。这是一台Sony牌的DV，对当时的他来说，“很奢侈”。
后来，随着摄影师自己的活也少了，没法继续带他，王无为给景区乘坐热气球的游客拍过纪念影片、做过直播摄影，有了自主拍摄的机会。他不断练习、反思，有了构图、运镜的意识，“因为拍完以后回看的时候，会发现有的人好看，有的人不好看，开始能感觉到怎么拍，能让人看起来舒服”。
“一个交代”
北漂的几年间，虽然掌握了摄影技术，但始终是按照客户要求完成拍摄，王无为说，只是为了“混口饭吃”，距离他“想拍个自个的电影”的梦想仍然遥不可及。他也意识到，在北京留不下来，“迟早要回去”。
直到2017年，攒了点积蓄，他决定迈出第一步。他离开北京，回到太原，注册了一家公司，当时，太原有对众创空间的政策扶持。王无为购置了后来被用于拍摄《我们村》的摄影机SonyA7M3，想尝试拍摄网络大电影。
但命运弄人，当年恰赶上政策变化，一年里直至公司注销，都没能接到一单业务，“白扔了三四万块钱，买了个教训”，代价是负债。
王无为回忆，当时除了经济压力，还有一使劲梦想反而被推得更远的迷茫。那时朋友见到他的第一面都会问，是不是抑郁了？还有朋友安慰他，“你千万别想不开，哪天想不开，先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此后，他便居住在太原的城中村。大部分时间都在网吧昏天黑地地打游戏，有时两三天才吃一顿饭，但已感受不到从前的快乐，“赢了没劲，输了也没劲，呆着也不知道（干嘛）”。
为了还债，2018年初，经朋友介绍，他参与了腾讯一档体育节目在西班牙的录制，团队去梅西家拍摄，他作为助理没有资格进去，在大巴车上等着。“只知道梅西很有名，然后听他们聊梅西身高、打针这些八卦，就在车上睡着了。”回忆出国的经历，他提到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件事，是在大街上，看到一个清洁工开着垃圾车在收垃圾，“头发可能打着发蜡，看着特别有精气神，脸特别干净，穿得又时髦又有气质”。讲述这个见闻时，王无为的声音活跃起来，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平静的。
王无为在西班牙工作。
2018年底，他又去往德国科隆、法兰克福等地参与汽车宣传片的拍摄，2019年为一摇滚乐队在国内巡演拍摄过纪录片，直至年底，疫情来临，巡演被迫中断，恰好他的欠债也基本还清，他便暂停了工作。
但正是这几年，王无为发现自己对外界逐步丧失了兴趣，无论是站在巴萨罗那的凯旋门前，还是打游戏、拍视频、挣钱，都提不起劲。也是此时，他效仿古人，为自己取字“无为”，意为“无能为力”。
2020年，王无为彻底搬回新盛村，以务农为主，但“希望有个自个的东西出来”的念头仍然强烈地困扰着他，他继续长期失眠，甚至需要药物的帮助。为此，他曾将电影、文学相关的书籍全都卖了，包括朋友送给他的《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》、《悉达多》以及李安的《十年一觉电影梦》等书。“我就打定主意，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这些，安安心心地种两亩地，混口饭吃算了。”他说。
但“不甘心”三个字又将他推回了原路。2020年，“网络大电影”的相关政策有所松动，他想着疫情期间线下观影受阻，线上电影或许会火热起来，便又在太原注册了一家影视公司，写了两个剧本，其中一个过了广电总局的项目规划备案，便着手开拍，但由于经费问题，最终没有完成，反而再次欠债。2021年，他不得已接了一个剧组花絮的拍摄工作来还债，直至2022年将负债再次清零。
王无为在电影剧组，拍摄时太累睡在“假人”上。
2020年王无为参与拍摄电影《世间有她》花絮时与导演陈冲的合照。
2023年，是他距离梦想最近的一次。
年初，朋友托付给王无为照顾的小狗黑豆意外离世，这让他非常伤心。在一则随笔中，他写道：“我不停用庄子的理念安慰自己，最后还是压抑不住，直至崩溃大哭，我是个很懦弱的人，像黑豆，它也很懦弱，我在它身上找到了什么是无条件的爱，我却没有照顾好它。”为了排解情绪，他又开始创作剧本，并将小狗去世作为男主人公经历的一部分。
周一凡后来饰演了这部影片的男主角，他说，男主人公提起自己去世的小狗时大哭，是影片中情绪最激烈的一场戏。
周一凡现在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表演（木偶）专业的学生，大一那年，他在太原老家过暑假，想积攒一些自己的作品，经朋友介绍试镜了王无为的戏，约定拍摄四到五天，工资共一千元。
他回忆，影片名为《水月镜花》，主要内容是一对青年男女在街道、公园、咖啡厅、饭店等地漫步、交谈，通过交换对公共议题的见解，以及分享个人生活，逐渐从陌生到熟悉。他记得，剧本中有许多男主角的大段独白，不乏引经据典，“能看出来文化水平挺高的，都不是白话，这儿给你引用一个诗句，（那儿）引用一个名人名言”。
周一凡在读到剧本后，结合王无为零星分享过的经历，觉得男主角对应的就是王无为自己，但王无为否认了。“到现在我都觉得他是在嘴硬，可能就不太好意思，因为他这个人是内敛的。”周一凡说，在表演时，王无为告诉他，男主角需要呈现的状态是思想活跃，同时内向、忧郁。
对此，王无为对记者说，他在写剧本的时候，没有想过按照自己的个性和经历去塑造，但写完后，确实会觉得有些相似。
团队中除了周一凡外，还有其他五人，执行导演、摄影师、收音师、化妆师、女主角，也都是大学生。那年7月，租赁的摄影器材到场，他们便在太原开拍了。
前三天，拍摄顺利进行，转折发生在第四天深夜，这时距离影片的完成只差最后百分之三十。周一凡回忆，晚上11点，王无为回看当日素材，发现摄影师拍摄的片段全部都没能对好焦，“他检查了一下，天塌了”。事情发生后，他记得王无为看起来很生气，但没有指责任何人，情绪逐渐平复后，一个人蹲在马路边，拿着相机看前两天拍的镜头。
周一凡后来了解到，王无为为了拍这部片子，花费了全部积蓄，还和朋友借了三万左右，一共六万多元。专业摄影器材一天的租赁价格数千，如果再多拍一天，就没法给大家发工资。了解情况后，周一凡主动说自己也可以暂时不拿工资，但王无为立马拒绝了，并用仅剩的钱给一部分工作人员结清了工资，并当场解散了团队。“也有的是后面给的，因为那晚没钱了。”王无为后来回忆。
周一凡当时为王无为抱不平：“哥，你骂他（摄影师）啊，这不得骂他吗？或者别给他钱，你就这么轻易，还把工资给他发了。”但王无为只是说：“都是学生，没有必要去为难。”周一凡说，在自己接触过的专业剧组中，这种问题不可能出现，因为导演会在显示器里全程看着，确保画面没有问题，但《水月镜花》的摄制成本实在太低了，不足以让王无为再租赁显示器等设备。
其他人走后，周一凡感受到王无为的伤心，陪他坐在十字路口的护栏边，两人一直聊到凌晨四点。大部分时间里，都是周一凡在说，“前半段他（王无为）有点心情不太好，完了以后也是哭了一会儿。”他了解到，王无为也是第一次拍电影，想要投平遥电影节。
在聊天中，他还不经意看见王无为的微信，发现只有三个会话框，联系人总共估计不超过20个。他问王无为这是怎么回事，王无为说，不常联系的就删掉了，也没什么朋友。
临走前，他问王无为钱花光了有什么打算，王无为说，上班，还钱。分别时，王无为送了他一套古龙的散文集《笑红尘》。古龙是王无为最喜欢的作家之一，事实上，王无为说，如果不考虑预算限制，武侠片才是他最想写和拍的。
当年假期结束，回学校后，老师让大家讲述自己在假期的所学，周一凡分享了王无为的经历，“掏出自己基本上所有积蓄，去做一个成功率极低的事情”，这样的想法让他佩服。“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蠢，但是我觉得说蠢，过了，就追求梦想上，是有点艰难。”回忆起王无为，周一凡说，“挺真实的”。
采访中，对于这段经历，王无为不愿再提及，他说自己没有读过大学，但也想像编导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一样，完成一件自己的作品，给这么多年“一个交代”。
“药方”
《我们村》的拍摄，就是在王无为拍摄《水月镜花》夭折前后进行的。
王无为说，与后者是想赚点钱，同时满足自己拍电影的心愿不同，定位为“私人记忆”的《我们村》更为随意，像是他给自己的习题。而为什么以村庄和种地作为拍摄主题，他又提到电影《站台》，但不愿过多陈述个中缘由，只是说，“心里有个感觉，我应该去拍这么一个东西，但是又各种徘徊、纠结、挣扎。”
让他难以摁下开机键的原因有很多，2017年他曾尝试过拍自己的村子，但他没法回答内心的叩问：为什么要拍？以及担心有人笑话自己。同时，他说从前自己对村里人的一些生活方式，例如聚集在村口闲聊是厌恶的，更无法做到平实记录。此外，那会儿他还想着外出找工作、接项目，多挣点钱。
但在村生活的几年里，他的心境逐步变化。
2020年刚搬回村时，他“还挺心安理得的”，疫情给了他一个在家中待着的正当理由，可以边创作剧本，边打游戏、看电视剧，睡到自然醒。
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有些懊悔和羞愧，家人也开始催他工作。而在经历了2020年、2023年创作的剧本没拍成又背上负债后，他陷入了消沉，除了还债，他说，当时已没有动力去接一些自己反感的零活儿，包括婚纱摄影、信息流广告、短剧等，因此与家人陷入了拉锯战。
现在他已经在村里生活五年多。在他的社交平台账号中，有一个名为《平常的一天，无聊的视频》的合集，零散地记录了他的日常。今年1月的一集视频中，冬日的窑洞里，炉子闪烁着火光，家中只有王无为一人，他跷着二郎腿，坐在沙发一侧读古龙的书，腿旁的板凳上一杯热茶冒着气，膝上趴着小猫。晚饭时分，奶奶做好了饭，他端着碗，坐在笔记本前边看电影边吃。“每天差不多都是这么过的，吃饭，睡觉，喂鸡，看书，烧炉子，日复一日。”文案中他写道。
王无为冬日在家中读书。
有网友表示羡慕：“这是我梦想中的生活。”还有正在读博士的网友感慨，“从你的电影《我们村》看过来，看你的视频有种很踏实、平静的感觉，抚平了我一些读博的焦虑。”
网友留言，表示羡慕王无为的生活。
而当记者询问王无为，是否真如网友们所感受到的这般平静？他连说三个“NO”，“一点都不舒服，一点也不自洽”。
事实上，在上述视频中，没有被大家留意到的，是他看书时屋内昏暗的灯光，以及门窗上包裹的白色塑料薄膜。在另一集视频中有网友指了出来，王无为回复，“家里奶奶舍不得用比较亮的灯泡。”而塑料薄膜，是因为窑洞年岁已久，门窗老化严重，春天一刮风，“满屋子都是土”，但更换也是一笔开销，所以只用塑料薄膜顶一顶。
王无为的家。
王无为的家。
许多网友问及，为何《我们村》有两年的春耕、夏锄场景，却没有秋收？王无为说，是因为种地的收入并不足以支撑他和奶奶的生活，所以2023年和2024年，他也偶尔外出接些剧组花絮拍摄等工作，每次一到三个月不等，“等我赚完那点钱回来，季节已经错过了”。
“安贫乐道”，或许是一些网友对王无为的美好误解。王无为偶尔会幻想，自己要是有李子柒那么火，可能就赚钱了。但他既不想以拍摄村里人为主去运营自媒体，不想让他们成为他获取流量的“噱头”，也不想被更多人看见引发争议。在挣钱这件事上，他既没有放弃过，也没有想开过。他只在一个平台上传了《我们村》，截至目前来自观众“投币”、“充电”等的收入为两千余元。
相较经济压力，让王无为不平静的更重要的原因，还是初二那年遭遇的霸凌。王无为说，自己经常整夜无眠，一闭眼全是被打的画面，并痛恨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还击。这些年来，随着他经历的人生波折越多，他愈发地对因为这件事没有继续学业而难以释怀。
他说，要是能读高中、上大学，或许就能有份稳定的工作，也不会像如今这般穷困潦倒。在《我们村》的视频文案中他这样介绍自己，“没文化的95后初中学历农民”，“没文化”被排在首位。在一则记录生活的视频里，他起的标题是《一个废物的日常生活》。在一次直播中，几个粉丝聊起自己的大学生活，王无为评论：“能上大学真好啊。”今年，他向兴县信访局提交了关于当年遭霸凌的投诉，目前暂时没有结果。
他内心难以平息。他说，这时候，拍摄《我们村》成了一剂他开给自己的“药方”，让他可以暂时转移注意力。
“瓜葛”
《我们村》开拍于2022年的冬天，在村里生活近三年，王无为发现自己整个人已进入一种疏离的状态，内心对于外界的声音，无论是家人还是村里人，都已少有波动。
曾经让王无为厌恶的村里人的闲话，他现在已经能平静地听着。例如，“你看他怎么那么大了，在家里待着，不去上班。”“瞎折腾，又挣不来钱。”对此，他现在认为，“他们能了解到的信息，也就是村里的那点东西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肯定要聊点什么对吧？可能他们传出的风言风语并不是恶意的。”
作为目前在村里生活的唯一一个年轻人，有的老人会来找他帮忙走养老保险资格认证的流程，有的找他调电视、修手机。在《我们村》中，有一幕是王无为给上文中的“主角”老人印制照片，拿到照片的老人笑得很开心。但这个举动，他没有放入给村里人放映的版本中，他说自己仍然希望给村里人呈现的形象，是“无情无义”的，不希望被牵扯进家长里短的纠纷中，但他又提到自己有点后悔——当时为了省钱，印制的照片尺寸不够大。
拿到自己照片的“主角”老人。
在《我们村》发布后，一些网友联系王无为，想要给村里的老人送一些生活用品或提供经济帮助，他大部分都谢绝了，理由包括不想接受同情、自己还得去县城取快递、村里人并没有特别短缺的用品等。他专门在自己的账号上发了一则说明，请网友们不要再联系他提供资助，说明的结尾处，他强调：“视频，看过就算了，你我都有一方天地，这方天地里，贫困富有，悲伤喜悦，你我互不相干。”
今年7月底，一名网友联系王无为，明确指出想要给影片中的“主角”老人买点衣服，王无为当时想着，“或许可以稍微敞开些心扉”。第二日，他在马路边看到这位老人的儿子，便上前说有人想给他们买两件衣裳，后来老人回绝说：“衣裳可多了。”王无为随即迟疑地说：“哦，哎，没事，有（没有）其他用得着的了？”在对方依然摆摆手说不用后，王无为提出“替两双鞋吧”。
随后，他将问好的鞋子尺码发给那位网友，但等待了三天，没有收到回复。王无为就在拼多多上花十四元，购买了两双自己平常穿的黑布鞋，送给了这位“主角”老人，并说明是网友送的。“（老人）乐呵呵地说，咱也上网了。”王无为回忆。后来，这名网友也如约将两双皮质运动鞋寄给了老人。
村里人来王无为家看《我们村》。
目前，王无为的账号粉丝数涨到了2.4万。许多网友通过留言、私信、投币等方式表达对《我们村》的欣赏和对他的支持。对于这些“加油”“一定要坚持下去”“看好你”的鼓励，王无为说他深感恐慌，甚至在视频受到关注后，便暂停了一段时间的拍摄，并劝网友们不要付费。他说自己拍摄与否多由心情决定，既不想坚持也不想加油，更不想获得关注和喜爱。一名粉丝想把他推荐给一位纪录片导演，也被他婉拒了，理由是“已不想和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瓜葛”。
但与他拒绝网友寄送物资一样，他也并没有能做到拒绝所有“瓜葛”。一名为王无为开通直播权益的网友提出，希望添加王无为的微信，在王无为拒绝后，她提出想看王无为穿一次古装。“没法完完全全地拒绝掉”，王无为便买了一套古装，并拍摄视频发布在了账号。在评论区，他@了该粉丝，称自己已履行承诺，在结尾处，王无为写道：谢谢你。
还有一位开通了直播权益的山西网友，在一次直播中与王无为聊起家乡的食物，王无为觉得对方既已付费，自己也没有什么能够回馈的，便主动提起送他一些当季野菜。但该网友回绝了，建议王无为可以考虑送给其他人。随后，王无为网购了塑料瓶子、冰袋、泡沫箱，将野菜分装打包好，发布动态告诉网友，有十份山西野菜免费送大家品尝，邮费自理。
7月，一位骑摩托旅行的粉丝路过新盛村，顺道拜会王无为，王无为邀请他回家住，但他拒绝了。夜晚，王无为和他在帐篷外闲聊，他向王无为推荐了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。回忆起这个夜晚，王无为说星星很多，却不亮，面对新朋友的到访，他没有“过分”开心，想着，第二天，这位粉丝就将继续踏上他的旅途。而自己，哪也不会去。
电影《站台》的最后，男主角崔明亮结束走穴漂泊，回到汾阳县城，从跳霹雳舞的爆炸头换回三七分。一个午后，他斜靠在沙发上睡觉，旁边的妻子哄着哭闹的孩子，煤气灶上水开了，发出刺耳的长啸——与多年前，他曾在旷野中追赶过的火车发出的鸣笛，形成呼应。但崔明亮只是伸了伸腿，又沉沉睡去。
8月末，采访结束时，王无为正在调整作息、克服失眠，为即将到来的秋天抢收做准备，这是当时最要紧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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